齐良迟（1921年-2003年）字子长，斋号补读斋、静风堂，男，汉族，1921年生于湖南湘潭，系齐白石第四子。十岁起在其父指导下学习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，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，后任教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。后遵周恩来嘱托，辞职专门侍奉白石老人并研习“齐派”绘画艺术。齐良迟曾任北京文史研究馆副馆长，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长，中国北京湖社画会艺术顾问。全国政协委员，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名誉馆长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品鉴定研究室顾问。 　　齐良迟的母亲是齐白石先生的第二位夫人胡宝珠女士。1921年，齐良迟先生出生在湖南湘潭。从10岁开始，他便在父亲的教诲下，学习中国画的传统技法。正是父亲的严格要求，使齐良迟对中国画的写生、临摹以及双勾等一招一式掌握得极其准确，为日后绘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正因为有了这一深厚的功底，16岁的齐良迟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齐派大写意花卉时，就出手不凡。他首次创作的《芭蕉图》就得到了父亲齐白石的好评，齐白石看了儿子的《芭蕉图》后大加赞赏，并在画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子长（齐良迟的字）初学能意造画局，可谓有能学之能，予喜。”父亲的鼓励，坚定了齐良迟从艺的决心。 　　大学期间 　　1941年，20岁的齐良迟考入辅仁大学美术系，第一学期结束时，考试时的两张国画得分都不高，一张得78分，另一张只得了59分。齐良迟并不气馁，相反学习更加刻苦，并开始学习西洋画，终于在24岁时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辅仁大学。 　　在学画的同时，齐良迟先生从小就跟随一代篆刻宗师的父亲学习治印。幼年的齐良迟，每当父亲治印时，他常常帮助父亲做一些磨印石之类的辅助性工作，因此从小对篆刻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进入辅仁大学后，曾师从陆和九先生研读秦汉玺印，开始学习“双侧入刀”的治印方法，随后又跟随父亲学习治印，又学习了“单侧入刀”的治印方法，从此他在治印时，在以“单侧入刀”为主时，又吸收了“双侧入刀”法之长，使齐派篆刻艺术得到很好的发扬。 　　齐良迟先生自幼跟着父亲学做诗。根据父亲的安排，他先熟读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千家诗》，后读陆游、纳兰性德等人的诗词，此间，齐良迟还研读了父亲齐白石的诗。 　　为了提高自己诗词的写作水平，30岁的齐良迟曾拜近代语言学大师黎锦熙先生学习平仄，先后学了有关诗韵、词韵及词谱等方面的知识。从此齐良迟先生的诗不仅内容丰富深刻，而且在形式上也十分工整，意境隽永，韵味绵长。 　　书法造诣 　　齐良迟先生的书法也是在父亲的亲自教诲下学得的，其书法集柳公权、李北海、郑板桥、金农及其父亲之长，形成自己独特的书艺风格。齐良迟先生同他父亲一样，在诗、书、画及篆刻等方面均具有很高的造诣。 　　齐良迟先生除爱好诗、书、画及篆刻外，还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，他自己曾设计安装过无线电发射机，受到过有关方面好评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无线电人才缺乏，他从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后，只在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教了不到一年的国画，就应北京电信局之邀，进入该局无线电处工作，想在无线电方面去发展自己，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。 　　然而，因父亲年事已高，加之体弱多病，为了照顾父亲，继承好齐派艺术，经周恩来总理安排，齐良石辞去了北京电信局的工作，回家专门伺候父亲。在此同时，继续学习父亲的齐派艺术，终于使他成为名重艺林的“齐派”艺术的掌门人。 　　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，齐白石老人的作品居然被红卫兵宣布为应该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的“四旧”，那么作为齐派艺术杰出代表的齐良迟先生，也成了造反派们批斗的对象，被红卫兵定了三大“罪状”，一是“里通外国”，其根据是齐良迟先生与在台湾的妹妹齐良芷经常书信往来；二是“历史不清”，青年时代的齐良迟参加过业余无线电协会，并为国民党92军政治部修理过收音机、扩音机；三是“黑五类”，父亲齐白石被视作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文艺家，其画被称之为“黑画”。正是这三条莫须有的罪名，致使他下放劳动时间长达五年之久。 　　这期间，齐良迟先生及其全家除了精神上受摧残外，经济上也陷入极度的困难之中。穿的是好心人送的一些破旧衣服，有时还连锅盖都揭不开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只好像青年时代的父亲一样背起锯子斧头走街串巷，帮人家修理门窗、条凳，干起木匠活来。那时干这一行的人太多，靠这项手艺也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有一年的春节，他手中分文没有，没有办法，齐良迟先生叫儿子把做木工用的刨子拿到委托行去换钱，委托行的人见是一只新刨子，拒绝接收，就这样儿子将刨子拿回来，父子俩将刨子砸旧了后，再在上面抹上一些黑灰。这样才换几个钱，买了一点面粉，全家人吃了一顿饺子。 　　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齐良迟先生重新拿起画笔，使齐派艺术再现生机。1988后，齐良迟先生为周恩来诞辰90周年绘制的九尺巨幅《荔枝图》，深为邓颖超的喜爱，同时为刘少奇画的《喇叭花》被有关部门收藏于毛主席纪念堂。